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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银行家的情趣与理趣


  手头的这本《叶景葵杂著》出版于1986年,书页已经泛黄。四个月前,我把它塞进已经临近超重边缘的行囊,带到香江之畔,在这座贵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的城市里,对着窗外森林般的高楼巨厦,时常拿出来翻阅,用来抵抗香江的潮湿与高温。

  叶景葵,中国近代银行家,这是所有介绍他的文字中首先提及的身份。作为职业银行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叶景葵享有不菲的篇幅。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十银行家》中,第4位介绍的就是叶景葵。近年来,在对民国历史的重新叙述浪潮中,叶景葵更是醒目地矗立于民国银行家群像中。

  作为举人、进士出身的职业银行家,从1905至1945年,叶景葵在长达40年时间里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一职。期间,兴业银行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资本和存款在十余年时间里列各大民营银行之首。茅以升主持设计和兴建钱塘江大桥时,叶景葵首先响应,联合其他银行组成贷款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浙兴自认一半。

  更早些时候,他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在清朝倾覆之前,出任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正监督,武昌起义爆发,叶景葵在辞职前数日,以长芦盐票三张向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作抵押借款,平息了一场因清皇室退位而引发的大清银行挤兑风潮。

  不过,记录波澜壮阔的银行家岁月不是《叶景葵杂著》的重点,相反,它标举的,主要是叶景葵作为藏书家、文士的一面。这一个叶景葵,醉心古籍善本,雅好诗词文赋,在搜集、保存中国典籍和诗歌写作方面,均有独特成就。既在金融领域长袖善舞,又有极高的古典文化修养与浓厚的文人趣味,这种特质,在当时也不多见,于今时今日的世界,更成绝响。今日的世界金融中心,在森严的楼群间,浮动的是金钱、数字,衍生的欲望,恐怕不会有书香吧。《叶景葵杂著》计有《卷盫书跋》《卷盫札记》《卷盫文存》《卷盫诗存》《卷盫联存》五个部分,书跋列于首位,准确地标示了叶景葵的贡献。在赫赫事功之外,对文化古籍的整理和保存,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五十岁以后,叶景葵致力于珍本的搜集,每得异本,必为之整比,详加考证,或记所闻,或述往事,或作评骘,或抒心得,经他手校以及请人校过的旧籍不下数百种。他撰写的札记,也多半是读书藏书的记录。这些题跋和札记,提示了治学门径,也是上乘的读书文字。

  身为金融巨子,叶氏当然不差钱,但其搜书、藏书、读书,靠的不是暴发户的发烧、鲸吞,而端赖手眼和头脑。他嗜收稿本,多能发人所未发。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时,到手的是“故纸一巨包,业已烂碎”,他出资请人修补,使之完整如新,使这部重要的书稿重见天日。

  奏疏、边疆史乘、近人日记,是叶景葵的收藏中格外留意的,这与他早年投身政治、做过封疆大吏的幕僚并且一直关注国运密切相关。《卷盫札记》揭示,收藏、阅读此类题材的著述,是叶景葵终生的兴趣。在阅读王侍郎奏议四卷时,他对这位道光、咸丰及同治年间载沉载浮的大臣颇致同情,并予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所上奏章“侃直切挚,无影响之谈,无迂腐之论”,认为其是“中兴有数人物”,能力不在曾、左之下,只可惜朝廷使用不当,未能专才专用,以致“不能与成功诸贤辅相提并论。”这位王侍郎,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680个各国人物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王茂荫,他历任三朝的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和左副都御史等高职,其货币观点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叶景葵对王茂荫的推重,与一般文人趣味的藏书家不同,这大概与其从事经世事务不无关系,可谓别具只眼。

  近年来,清人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颇受史学界重视,而这部重要日记的保存,与叶景葵的眼光与历史感关系甚大。孙宝瑄生于显宦巨室,其父孙诒经光绪时任户部左侍郎,岳父李瀚章任两广总督,兄孙宝琦晚清时出任驻法、驻德公使、顺天府尹,民国时任国务总理。孙宝瑄本人曾先后任工部、邮传部、大理院等职。尽管功名不显,但是涉猎广博,交游广阔,与当时俊彦之士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夏曾佑、严复等颇多往还。叶景葵与孙宝瑄为远亲,思想、识见上更接近,叶氏每入京师,都与孙宝瑄流连谈讌,成为莫逆之交。

  在叶景葵眼中,孙宝瑄堪称光绪以来“读书明理之君子”,不但深谙历代兴亡得失、典章制度及沿革变迁,并且旁涉诸子百家与释道家言,更难得的是,还熟悉日文,对于来自日本方面的新书,无所不读,特别是对政治哲学尤为关注。孙宝瑄主张民权,赞同君主立宪,这些进步思想,叶景葵也深为认同。孙宝瑄的日记,论学、论政、论事,记录友朋间的酬酢,甚至家庭琐事、诙谐狎邪诸事,都巨细靡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其中不少已经毁于兵火。叶景葵通过孙宝瑄妹妹说服孙家,将剩余日记送到合众图书馆保存。合众图书馆是叶景葵于抗战爆发后,有感于江浙一带文化典籍的散失,与张元济、陈叔通等人一道发起创立的,叶景葵率先捐献了许多珍本善本,1949年后,合众图书馆的图书由上海图书馆继藏。中国现代史血火交织,焚琴煮鹤,如果没有叶景葵的努力,《忘山庐日记》的命运实难揣测。

  作为富于文人情趣的银行家,叶景葵主持兴业银行期间,极为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为此而创办了《兴业邮乘》,也即兴业内部发行的报纸。《兴业邮乘》每月一期,内容为兴业员工撰写的工作、生活心得,以及读书读报的感想。叶景葵将《兴业邮局》定位为兴业同仁“交换智识的工具”,不但自己带头供稿,还时常撰文阐发办这份报纸的意义,督促员工勤于供稿。在《兴业邮乘发行之旨趣》一文中,叶景葵写道:“凡物必有两端,学问之道亦然。有异同,必有是非,此之所非,即彼之所是。苟能平心讨论,必可折衷两端,以归于一是。然后择其是者以为鹄,而同人之所志所行,皆指共同之鹄以赴之。久之成为兴业之行风,亦可称为兴业学风。”在一个整日与真金白银打交道的机构里,由最高领导者文质彬彬地倡导学风,今日看来,实在是颇具古风的举动。

  在《兴业邮乘》上,叶景葵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与丁文江论竹”的短文,饶有情趣。文中说,民国二十三年在莫干山避暑时,正好碰到在莫干山养病的丁文江,二人纵谈甚欢。然而,一天晚上,两人谈到竹子时,却发生了冲突。叶景葵一向喜欢竹子,这从他的书跋中多有关于竹子种殖的文字可见一斑。未料,当他在丁文江面前称赞竹子的佳处时,立时遭到这位海归化学家的讥讽。更有趣的是,丁文江意犹未尽,次日专门写了一首五言诗送给叶氏,继续炮轰竹子。诗中写道: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实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善钻穴,腰柔惯鞠躬。文人都爱此,臭味想相同。诗中,化学家显然将竹子做了拟人化,并做了道德层面上的发挥,火气十足,甚至有人身攻击之嫌。笔者猜想,要么是二人在什么话题上话不投机,要么就是这位化学家突然痴气爆发,否则,深受倡导宽容哲学的胡适器重的丁文江,不会作出这么激烈的举动。总之,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公案。

  丁文江的诗,显然给叶景葵留下很深印象,使他在八九年之后,执笔为文,旧事重提。文中说,丁文江坚持己见,讨厌竹子,并非无因,因为那时候以竹造浆,不易腐烂,耗时久,成本高,纤维太短。而叶氏最近遇到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化学家,说用竹造浆技术已经取得突破,并且办法简单。叶氏为之欢欣鼓舞说,中国从四川到浙江,竹子沿山沿江到处都是,种类繁多,可谓原料丰富,“真吾国大富源也!”文末,他总结道:“因思学问研究,毫无止境,距在君(丁文江)之殁不过十余年,即竹浆一端,已完全变易原来之成见。使在君不死,其愉快如何!凡人又乌可固步自封,不肯追求日新月异之事业耶?”他并畅想战后在新安江两岸遍植竹林,建成一个造纸的专区。不过,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缩短起来并不容易。时至今日,用竹子造纸仍存在许多复杂的问题,并未成为造纸业的主流。

  从器物层面,丁文江对竹子的炮轰,如果还不失道理的话,那么他将叶景葵贬为百无一用的文人则说明他对后者太缺乏了解。叶景葵并非专事吟风弄月的文人,而是历练极为丰富的老江湖,当过很成功的幕僚,做过成功的实业,绝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叶景葵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即对畜牧业非常有兴趣。《卷盫文存》中,收有“畜牧要诀”一文,记载了畜养猪牛羊马的要诀。其中关于猪,叶氏写道:“猪性不尽愚蠢,能自救,能附群而取暖,能互相保护其子,可见亦有知觉也。人谓猪性好秽,此大不然。猪当暑月辗转于污泥之内,乃其性畏热,以此冷其身,且以避蝇耳。观其寝处之地,必择美好洁净之处而后眠,然则猪实好洁之兽也。”这些信息,今日看来,也够新鲜、有趣。在另一处书札文字中,叶提示后人,自己关于畜牧的知识,得之于田间地垄向老农的请益,可以验证,但未可轻视。

  叶景葵的诗作不多,《卷盫诗存》共中收有99首。数量虽然不多,但特点鲜明。著名文献学家顾廷龙对叶氏诗作的评价是:“诗则宗尚人境庐之真率,信笔抒写,有自然高妙之致。”其实,或许是古典文化修养不足的原因,在笔者眼中,读叶氏的诗作,特别是七言律诗,已经有太多的障碍。不过,其中的一些篇章,理趣兼备,值得吟诵。例如五言诗“赠海昌朱肖琴”,受赠者是一个并非很有钱的商人,因为儿子早夭,遂在老家设立贷学金,救济同乡孤寒。叶景葵甚佩其行止,诗曰:“儒家贵无我,佛亦无我相。劳劳物我间,触念易生妄。誉儿每有癖,临财未肯让。蜉蝣阅旦暮,危得复危丧……”钱锺书评价陆游时,认为其平生有两大特点,一喜谈兵,二喜夸儿。对于世道人心的体察,叶氏与钱氏,可相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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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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