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蔓延的疫情背后，我们的医疗制度是否还存在问题？ 

　　在确定儿童手足口病的病源是EV71肠道病毒之前，地方卫生防疫部门已经在想方设法，应对疫情，但因为它当时还不是法定传染病，这也给防控手段带来了一些限制，目前，国家应对疫情的措施也在不断升级，卫生部将手足口病正式纳入了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成立防控领导小组，由卫生部部长陈竺担任组长，在蔓延的疫情背后，我们能发现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再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在4月30号上午十点卫生部的媒体通气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表示，阜阳疫情之所以快速扩散，除了前期对发病原因的调查耗时持久之外，还因为在阜阳疫情爆发之前我国尚未把肠道病毒EV71感染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这一制度的落后从客观上为疫情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也不是说只有这个阜阳特有的，应该说这个病还是比较多的，只是我们国家在目前没有把这个病纳入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因此这个报告它不是太完善。”

　　就在会议结束之后两天，5月2号，卫生部决定，将手足口病列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但这一天阜阳手足口病感染病例已升至3321例，比4月27日的1199例大幅增长了2122例，死亡人数也从20人增至22人。对此，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认为，今后对于未列入法定管理的传染病爆发的情况，卫生部应该赋予地方更加广泛的上报和信息披露途径，及时遏止传染病的蔓延势头，将染病和死亡人数降至最低。

　　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那么它(未列入法定管理的传染病)的发布主体就应该比法定传染病范围的发布主体应该更广，就不应该只是卫生部，或者省一级的卫生厅局，应该就是说包括市一级，甚至包括医院本身，都应该有这个发布的义务。”

　　同时周汉华也建议，为了更好地应对类似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级政府应该建立足够完善的应急机制。

　　周汉华：“实际上可以大量的采用现在发达国家实际上我们行政管理其他领域里面，也在采用的所谓的这种行政指导的方式，来教育公众，怎么来避免这种还没有最后确诊的，或者说没有最后得出结论的这种疾病的这种侵害。”

　　除此之外，周汉华还认为，城乡经济状况的不同，也造成了两者医疗卫生条件的巨大差别，阜阳此次疫情中感染和死亡的患儿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就直接体现了农村基础医疗卫生体系的薄弱。

　　周汉华：“比如城市和农村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不一样，那么可能对于这种流行性的、或者传染性的疾病，可能抵御的能力也不一样，但是肯定是不可以排除，那么农村和城市在公共医疗的这种建设上，或者覆盖上，或者是这种普通的公众，来获得这种医疗服务能力上的这种差异。”

　　由于农村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的严重匮乏，患者在染上肠道病毒的初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隔离，导致病情发展，最终大面积蔓延，对此，杨维中表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应大力加强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制度的医疗，这个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好，这个社区卫生的也好，这个农村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制度的这个要国家已经制订了很好的政策，就是要尽快的、逐一的落实。”

　　截至5月2日，阜阳累计报告手足口病3736例，其中痊愈1460例，死亡22例，重症30例，病危12例。为了及时控制疫情，救助患病儿童，卫生部于5月3日成立手足口病防控小组，卫生部部长陈竺任组长，部署各地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组织专家对阜阳市重症患儿进行会诊，通过优化治疗方案，把重症患儿的死亡率降下来，与此同时，卫生部的部分专家也正在支援阜阳市各县级医院，提高当地医务人员鉴别诊断和医疗救治的能力。

　　半小时观察：阜阳疫情告诉我们什么？

　　EV71肠道病毒继续考验着安徽阜阳，也继续考验着我们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当越来越多的婴儿被病毒夺走了生命的时候，任何愤怒、抱怨、指责、沮丧都无助于疫情的缓解，只有理性和科学的态度才能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面对着疫情的肆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除了加强疫情控制力度、加派医疗人员外，一些领导还亲赴疫情第一线督战，以确保疫情得到进一步的控制和缓解。

　　在应对疫情挑战的同时，不少人也开始反思我们的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普遍的共识是：虽然我们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制订之初就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设计，但是在实施制度的过程中，由于经济方面的压力，很多地方农村基层医疗体制、卫生防控体系薄弱的现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从这方面说，阜阳疫情反映出的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经济问题。

　　阜阳疫情一方面告诉我们建立健全基层医疗体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吸取教训、把疫情变成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制度的机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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