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基础说起

　　曾经，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买“壳”的交易量超过了当年IPO的数量，“壳”的稀缺程度可以用“一壳难求”来形容。2001年股市大跌，在之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壳”的命运也难逃“熊”途。曾经有学者预言，随着资本市场制度的规范，投资环境的改善，“壳”必将加速贬值。

　　遗憾的是，这个预言下得太早了。在2007年的牛市中，新一轮的ST重组潮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那些背负巨额债务、亏损严重、治理混乱的ST公司，又一次成为投资者豪赌的目标。

　　市场就是买卖双方的集合。而之所以存在买卖双方，首先的前提是双方都必须具有行使独立意志的权利，也就是独立人权；其次就是有均等的机会创造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促成自由交换，所以第二个基础就是市场的公平原则，大家的机会均等。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诞生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遗憾的是，这两个基础并不能在中国股市上得以体现。

　　事实上，股市也是一种特殊标的物的市场，是以投资/投机为目的的交易集合，理应符合自由市场的两个基础，但事实并非如此。虽说上市公司产权属于全体股东，但这仅仅是冠冕堂皇的说辞，上海经济学者朱长春曾经亲耳聆听法官的政策传达：“凡是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的，一律不予受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大股东把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而小股东只有逆来顺受。

　　相比H股市场，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把上市公司的钱拿去海南搞房地产，结果被香港廉政公署请去“喝咖啡”，嗣后被廉政公署以诈骗与虚构盈利、操纵股价等罪名送上法庭。

　　黄宏生才挪用创维4600万港币，就面临牢狱之灾。相比而言，在深、沪两交易所上市的大陆公司，大股东占用、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少则上亿，多则几百亿的情况屡见不鲜，处罚力度与香港市场存在很大差距。

　　“官味”十足的重组

　　中国证券市场，其结构本质是与中国任何一个社会小环境的文化本质完全一样的——“官+商”的微妙结合。

　　在证券市场里，官居于本位；由官自下，分别是会、官商、民商、民，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结构。在这个最不该“讲政治”的地方“讲政治”，结果是使证券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陷入了“离不开、靠不住”的长期“阴阳不调”状态中，ST公司的重组自然不能独善其身。

　　事实上，中国式重组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保壳、保配、买壳、借壳”来进行，而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重组的动力来看，推动中国式重组的主要力量大概有这么几点：

　　●为保持地方企业融资能力，整合地方企业，由地方政府主导进行资产重组。

　　比如ST春兰，泰州市政府就曾建议市内另一家企业扬子江药业来实施重组，这类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壳资源来主导的拉郎配更是重组市场上的主力军。

　　●上市公司大股东主导的重组，其目的大致有保住配股权或者不被ST，以及谋求整体上市。

　　●为使股价炒作具有题材，谋取二级市场上的超额利润，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合作进行的带有投机性质的资产重组，甚至假兼并、假重组。这一类重组由于证监会审核制度的严格而越来越没有市场。

　　在推动这些重组的力量中，无论主导方是官还是民，由于关系到审批制度，重组或多或少都要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例如，在ＳＴ科苑的重组案例中，重组方一度受挫的原因就是安徽省政府的干扰，出于地方ＧＤＰ的考量，政府自然不愿意让壳资源流落异乡，而要通过政府的层层审批，就不得不进行种种利益交换，所以还是有政府意志参与其中。

　　由于中国式重组从来不是建立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而是牵连到太多太多政府的力量，所以这种重组自然带有了很多的中国特色。比如多种形式并举的百花齐放重组，集中赶末班车式的短平快重组，这些都是中国式重组的怪现象。

　　并且，这种干预也并未给政府带来太多的利益，十多年来在市场中过分强调权力集中的结果，使政府的定位在“监督者”与“大股东”之间来回飘移，也使促涨止跌成为政府的当然责任与义务。2005年初出现的股民自焚者，选择的地点是富凯大厦，就是这种政府责任尾大不掉的鲜活警示。

　　而反观期货市场，20世纪90年代期货业全面崩溃后，一片废墟，政府采取退出放弃的政策。政府十年退出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期货市场在废墟中恢复生机、茁壮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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