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位于香港中环的长江中心七十层向下望去，忙碌的维多利亚港便如微缩景观般在眼前舒展开来。目光大概滑落100米，是AIG大厦顶端变幻不定的硕大屏幕，它以一种近乎喧嚣的姿态不断呈现出A、I、G这三个字母。形成分明对比的，是与此比邻的和记黄埔那栋白色的总部大楼，在形态各异的这一片摩天大厦中，它似乎显得过于朴素。稍远处，维港的传统标志之一天星码头已被拆掉，几艘施工船富有耐心的继续着百余年来香港最持续的工程之一：填海扩充土地。这种在一百年前激动人心的事业，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庸常，泥沙被机械手从船上抓起，丢在附近的海域上，反反复复如同设计简单的玩具……

　　6月30日，在会客厅等待采访时，我不由自主想起：这座大厦的建造者，近60年来从零累积起脚下一切的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当他偶尔站在窗前，是否也曾为所拥有这一切难免有过骄傲不自胜的时刻？

　　真实的答案也许将永远付诸阙如，而这片刻的揣度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辩论：过去58年里，李嘉诚的公司经历过太多次经济周期和政治局势变化，从一个塑料(花厂到今天拥有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公司及化妆品零售集团、横跨欧亚的3G移动网络、日产三十多万桶石油的能源公司，如此强烈的内、外变化下，他从未有一年亏损，直到最近几年仍能让公司保持两位数的利润增长，这显然不是用“幸运”这样的词汇就可以概括。那么，究竟是李嘉诚逐步找到了与其异乎寻常的命运和财富相衬的性格，还是应该反过来说，只有基于一种异常健全的人格，他才能渡尽劫波之后不停扩展自己的世界？

　　无论哪个说法更接近准确，有一点是需要承认的。对于这名或许算得上是司马迁撰写《货殖列传》以来最富有的中国商人，外界仍对其了解有限。人们或许能片段式的还原出李在某一个决策上的起承转合，但这种MBA案例式的简化，某种意义上，就像将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米开朗琪罗的画作影印在挂历纸上。

　　绝大多数时候，一个最不应被忽略的历史维度——李的内心世界——隐没于它所创造的历史。如果说外在的挑战还可以通过爬梳历史还原，李嘉诚能在世界流变中坚持自我的方法更像一个秘密。比如，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时，为在交易完成前严守秘密，李嘉诚几乎独自一人完成了整笔交易的全部调研、谈判工作，甚至连其夫人都不知晓其中过程。这实在让人疑惑，无论交易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即将一偿夙愿而产生的喜悦感，显然都会在交易完成前的几十个小时内转化为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为什么李却能将这一切从容化解于自己的内心？

　　或许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如碳原子高压热下形成钻石的天然过程，早年高压下的成长经历：10岁战患下之流离、14岁父亲去世，孤独无援的他却要肩负一家人的命运、这日复一日的贫穷让他歇不下来的脚步、无休止的劳累成疾患。肺病下挣扎求存的强烈欲望、那种不能卸下重担的感觉、无处话凄凉的孤寂……这些足够把绝大多数成年人也压垮的一浪浪逆境竟全被年轻的李嘉诚转化成心之动力。当他通过每天喝盐水、帮人代写家信换来鱼汤，以及站在山峰上呼吸新鲜空气等方法完成了自我拯救，这个世界上是否已经没有太多事情能够令他畏惧？

　　“我有一个长处，一般生意的事情，非常少会打乱我内心的清静。”李嘉诚对本刊说。他举了个例子：自己最忙时可分心二用，在电话上谈一件事，手上写另一件事。

　　这不免让人想起金庸小说中的左右互搏之术。应该不会有人将李嘉诚视为周伯通式的“老顽童”，但是李确乎仍有一颗开放而有趣的心灵。他最新的玩具是用29美元买得的一部遥控飞机，除在闲时操纵它一享自由飞翔的乐趣，他还干脆把它拆掉研究其构成，最终得出结论：“我可以做出更好的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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